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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P8/6/2009 16:知道不知道房价100天飞涨,骂人声便有不绝于耳。 楼房倒掉后,厂房也倒掉了,骂人声便又不绝于耳。 得肺病的农民工要开胸验肺,跳河死在水里的少女是不是被奸人逼迫不知道, 只三个不幸又幸运的煤矿工人被困了20多天还死里逃生被捧做作英雄状……
你以为大家都不知道的,大家都知道。如上。 你以为大家都知道的,大家都不知道。这个不能讲。 别人以为你不知道的,你却很知道。所以愤恨要骂娘。 自己以为自己知道的,其实全不知道。所以恨恨而死掉。不可救也。 12/22/2007 15:雾化效果新生代,80后,和一群老者同桌吃饭。扯淡中,谈到打麻将和伊拉克战争,席间有无数迎来送往和传递酒和烟的手,客套,吹捧,捧哏,逗哏。另有三分钟普通话交流,因除本人外,其余均是上海人也。两个“领导”坐在上首。不懂事的小子们敬陪末座,含一个四十左右的男人。这男人尤其殷勤、恭顺和谦卑。自然,一眼看去,便是那种被生活榨干了心腔里最后一点汁子的。满席铺陈堆满蟹甲和虾壳的盘碟,巨大的蟹的壳膏满蛋黄显得肥腻而夸张。一盆溢满油花的清汤里探出笋和青菜来,仿佛在〈死水〉交流诗篇。于是烟雾缭绕中,不禁悲哀我被雾化的生活起来。
在雾中,自然有烟的,是555牌的;有酒气的,是“石库门”老黄酒的;有菜肴的“云蒸霞蔚”的,是青菜鲜笋汤的;有喷吐的“呵气成云”的,是全体吹出来的。我坐在这雾里,如通常所说的,“如堕五里雾中”。一边忧患肥之不减,一边忧患业之不成。迷雾里找到酒杯子还是满的茶杯子还是空的。我便猛灌了几杯苦茶。清醒居然在这迷雾里看到悠然的采菊的陶潜——一个乞食者,我的同乡,我的祖先。毫无疑问,这便是这雾的本质,不必探究,就把我雾化——在雾中间。 7/19/2007 14宾馆旁面乃一护士学校及宿舍区,宿舍正对鄙人房间窗户。其间,隔臭水沟一条,外加高两米之围栏和用作缓冲地带的草皮。昨天夜阑人静之时,突闻犬吠!恍然门卫兼豢恶犬。如此一来,该护士学校可真称得上是铁壁铜墙,“围得如铁桶一般,当真是水泼不进”。
无锡依然水臭,热气蒸腾,灰尘漫天。组织同事们在一羽毛球馆打球,热气可兼蒸桑拿。买维体需凡十二瓶,不可少!少则恐有不虞。近因实在热昏,拟改游泳。因海力士食堂韩餐猥琐、绿色、少油水,体重控制的倒极佳。每天三餐不少,一扫而光,能吃能干,阿弥陀佛!
新区不大,方圆贰拾里内,有百十家日韩餐馆,漫步街头,满眼日韩文字招牌,恍如租界。兼有泰山路“风吕”一条街,备各路人马冶游消遣。稍一入夜,有无数薄纱裹身女子临门招徕,承继秦淮风范。本地官员为纱帽计,唯投资是命,不顾百姓死活,环境污染极重。治安混乱,据传黑道泛滥,隔三差五便有凶杀案件。唯常见野路子的按摩洗头店,比邻公安,二者互不侵扰,警民互信,可称典范。
另有一事不可不提。
本人住宾馆近半年有余,常遇韩国人招J。一次夜间两点,一J女猛敲对面韩国人房门,用四国文字(中,韩,日,英)招呼,走廊里肆无忌惮,曰:“you have money, i have body”,何其言简意赅!上周末,隔壁又一韩国人招J,弄至夜间三点,该女子又极敬业,如诗云“鹤鸣于九皋,声闻于天”,若不是有正义房客开门大喝,“操你妈啊!”“中韩交流”断不能如此匆匆。可见,经济全球化致流氓全球化致本地J女产业化,果然泽被四海,兼及教化。而吾辈庸人则不能不做《本邦惊诧论》凡六百字于上。众位看官可知某心态依然好得很。多多电话电邮联系:)
4/11/2007 131、
工作价值是否是可评估的,这近乎是一个谜。我们的人事经常拿这样的谜来考验大家的耐性,从而使多数人都深感愤慨和语无伦次。但是事实上,连人事自己都很难说清楚自己询问工作价值的价值在哪里。当然,某些职位的工作价值确实是可评估的,例如农民、车间工人和销售工程师。但这纯粹是从生产绩效的角度看问题。如果引入“潜在价值”这个观念,评估工作价值就显得莫名其妙矣。例如,你能说总裁在一次午餐会上的即兴演唱不具备巨大的价值吗?当然,不能排除的情况是,我们之中的确有一些人惧怕被这个命题拷问。当他坐在办公桌前思考自己的工作价值时,他会因为自己的懈怠、无能、举止失措而脊背生寒。所以惯常对这个问题极度敏感的,多数是非常清楚自己的工作价值的,——他们或渺小而恐惧,或巨大而深感受辱。
2、
经理们常问的一个很简单但实际上很复杂的问题是,你为什么来我这里?
我们选择自己的第一份工作时多数处于“决策无意识”。这一点可以从毕业名单上看出来。科学和工程班的同学们,有的去做了采购,有的去做了人事,有的去做了销售,有的去做了售后,有的去做了审计和会计,有的去做了海关检验检疫,有的炼钢,有的卖钢,有的造汽车,有的卖汽车。他们为什么做这样的选择?谁知道呢!我问过几个和我一起进来的同事,答案各个不一。有的是因为毕业没的选择。有的是因为不愿尝试,早定早安心。有的是冲着“法国”二字去的。有的则是为着“管理培训”的虚衔。在大学生不如大白菜的当前形势下,对于任何毕业生来说,坚持本身就意味着艰辛。如果不聪明,坚持有时甚至意味着固执和蠢笨。所有对于“理想”、“职业规划”的想象,只存在糊弄招聘人员的面试对话中。然后你被招安到一个公司的一个部门的一张写字台前,拿起纸和笔,操起台式机或是笔记本,工作就这么开始。在金钱比什么都重要的时代,机会总是比动机来得更快更猛。这个时候什么想象力、计划性、理想主义都顿显苍白。我们的项目经理常常这样讲,“干起来再说!”结果工作推动精力,而非反之。
3、
在一群平庸者之间,总还是会找出比较不平庸的来。这是“比较文学”的考察课题。这个课题正摆在我们的眼前,以一种酸楚和赤裸裸的不平问道:难道你就比我强吗?这个问题如此简单,以至于多数人不愿回答——“自然,你并不比我强多少”。然而平庸者最大的可爱之处是,他们即便从自己的共性中找到一位“独立者”,他们也不会始终保持对这位“超群分子”的嫉恨,——即便这种恨是何其的没有必要。平庸最大的好处和坏处是它使人懈怠并且安于平庸。我们常常听到的一个词可以准确的描述这一点——“混!”平庸者睡在安逸或者追求安逸的秘境之中,它可能会使英雄也望尘莫及——如果平庸者们心情平静并且无比满足。作为他们中的一员,什么时候我突然感到世界需要我,我的工作使我高尚,或者我的责任使我自豪,我便脱离了平庸者的行列。
4、
“躺在宾馆的大床上突然觉得无比孤单的人真是可耻”,我的一位同事今天在出租车里慨叹道,“日子过得真快!马上就要劳动节了!一年就要过去一半!然后一年就又过去!人又长了一岁!——而自己还是单身一人!”这样的逻辑很可以说明些问题,毕竟春天不是正当其时吗?孤独和可耻的关系因为“孤独的人是可耻的”而被表面化。其实事实完全和歌里唱的不同。孤独是一种精神认知,可耻是一种道德认知,精神抽象而不可琢磨,道德却具体而且不可变更。如果精神认知产生道德认同,那么区分善恶的二元论必须得到重申。因为违反道德的,是因为它无益于社群(他人、家庭、社区、国家、社会、人类),但孤独和别人无关——就像它的本质含义一样,如:一个男人被女人簇拥并不代表他不孤独。孤独难道不是你自己一个人的事吗?在一个晚春的早上,你被一缕软绵绵的阳光唤醒,觉得沉静而忧伤,几乎与这样好的世界不匹配……我们对于精神细腻的感受需要得到鼓励和赞美,因为他思考、感触、直抵内心。无论是无比欣悦还是切肤之痛,在一个精神失焦、失衡、ED的年代,都不应该成为被轻蔑和嘲笑的理由。所以,孤独的人,和可耻无关。 9/5/2006 11有些事情是铁定不能公之于博客的,比如闺中私语房中情事,像《聊斋》里欣欣然到处宣示自己刚接受性启蒙的书呆子太少了,所以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也不能不作不自然的来处理。比如人家批驳林黛玉或者似林样的美人“假孤高”时,便引用馕槽的猪八戒命名的“黄白之物”论,说,“林黛玉清高,她清高不也得蹲马桶吗?”这样的高论,鲁迅先生也评说过,他话的大意是,孔雀开屏何其美丽,但有的人却只盯住那丑陋的屁眼看。所以,天要下雨娘要嫁人,果然是一点办法也没。
要把一件看似清白的事情清清白白地说出来,这就是《上海宝贝》和《金瓶梅》的区别。自然肮脏的便自然的说出那肮脏,自然清白的便自然的说出那清白,清白而肮脏的述说,与肮脏却故作高尚的讲述都一样令人不可耐的反胃。所以全身涂满蜂蜜在北京的公厕里吸引苍蝇和吃孩子的尸体的“行为艺术”,就比如站街女要从良封诰命、土匪头子要归顺做义王,也如同一会儿吃人肉、一会儿剥人皮、一会儿归顺、一会儿反叛的张献忠,道理相通。总之,语言、文字、行为都不能做两面派,也做不来两面派。
这个两面派的意思不是骑墙,不是“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而是指身与心、肉和灵的分离。自在的吃着尸体的“艺术家”并不一定认为这味美和必须,他寻求极端,在空洞里面寻找哲学,或者把自己的行为上升到某种高度——野兽的高度。同样,在厕所里蹲守的爬满苍蝇的肉体,不能够诠释表达忍耐限度的伪命题,因为——可以肯定的是——它还不够极端,比它更极端的比如“凌迟”,为什么艺术家不去尝试?
真正的两面派分子是这样一副嘴脸:穿着Aubade内衣的圣洁修女,带着假发的皇室官员,禁欲主义者,女权主义者和共产党员。他们让我想起一边热情拥抱,一边从对方口袋里往外顺东西的“甜蜜的不义”。这样的两面派分子——在大的范围里——在表达(无论是语言、文字,还是行为)上充满的却并非分裂,而是博大喜人闹哄哄的和谐和一体。所以说连极端的两面派分子在表达上都做不成两面派,普通人如之奈何?
通常看来,我们愿意他人脸上的笑容只不过是掩饰其痛苦的面具,我们愿意认为富人们都是不快乐的,未来总会是美好的,真爱总离自己不远。但谁都清楚这是绝望的自欺欺人。亦即语言的决断其实背道而驰于心灵。“表达”的两面派是一种文字幻觉或者语言想象。极端虽然总是残酷和不仁的,但这确实是这个社会的真实。这真实就是这种幻觉和想象溃烂而出的原因。因此,万不能相信病人轻佻的语言,万不能相信权力者慈悲的笑和感叹的泪,万不能相信富翁们的慈善事业——剥削者的纪念碑,万不能相信信徒——无论他信什么,佛教也可,共产主义也可,拜金主义也可,爱情至上主义也可——的皈依与膜拜的嘴脸。我们最真实的样子深藏在善和恶都触摸不到的地方,比如要是一个饿极了的行为艺术家遇到另一个涂满蜂蜜的行为艺术家,那也许它就会浮现在脸上。 3/7/2006 6假如身体没有知觉,一条蛇从我身上滑过
我怀疑我是蛇的兄弟,或是土壤的果实
温软的泛着腥味的土地,蕴出一朵美艳的毒菌
那是,我
根在土里,撑开的肢体上,虽有蛇的痕迹
在传说中,我原就是蛇的血亲
我们用毒素交换感情
生命
是在他牙缝的毒液
和我的孢子里
他用毒液爱我
我则在原地
把这爱释放出去
身体张开一千个口子
没有刀痕、斧凿、铁门闩
规矩要用刀耕火种
消灭才指日可待
风为媒。我的生命被肢解
成亿万个孢子,有毒
爱我或是远离我
缘由我的根在土里
没的选择 2/24/2006 5有一个绝色的,疑心自己得了绝症。其实她的检查结果两个小时以后就会出来,可是她已经等不及开始恐慌了。她被一种绝望的情绪困扰,她哭诉,她去找算命婆子用塔罗牌预测未来——有好有坏,她渐渐有点崩溃了,她盯着镜子中的自己,告诉自己说,“那么美,那么美的容颜,只要我还是美丽的,我就还活着,丑就是死亡。”
接着她去逛帽子店,她觉得应该放纵一下自己,尽管她极度迷信——比如周二不能购物和戴帽子,可她管不了这么多了——她不是觉得自己快死了吗?她是一个歌唱家,别人恭维她是歌剧女王。她有一个情人,是个商人——也许——有一张甜蜜的嘴,像他自己所说的,他百忙之中抽空来拜访她,只为了得到她的一个吻。可是她现在开始觉得他很无趣,也很绝情,为了不引起他的厌恶,她刻意淡化隐瞒自己对疾病的担忧,而他果然对此不以为然。
商人情人匆匆而来匆匆而去,接下来造访她的是她的作曲家朋友们——蔑视她的才华却指望着靠她成名。她唱了一首极美的歌,歌词是这样的:
所有的门都打开/所有的风都吹进来/我就像是一所空房子/没有你……没有你……
像一个荒芜的小岛/被海水冲刷/沙粒流走/没有你……没有你……
只有看不见的美丽/暴露在残酷的冬天/我的精神无法做梦/没有你……没有你……
被绝望折磨/我的身体腐朽/在敞开的棺木中/没有你……没有你……
如果你等得太久/我就会躺下休息/苍白 黯淡 孤独/没有你……没有你……
没有你……在她生活的世界里找不到一个可以理解她的人,作为一个美人儿,一个歌唱家,她被追捧,被艳羡,被过分溺爱。人们总是用一种无所谓的轻率态度轻描淡写的和她谈论她的疾病,显然,她的焦灼感大半来自于对于理解的渴望,而不是疾病本身。
我们善良的导演给了这位美人一个真正的倾听者——一个年轻帅气的身陷阿尔及尔战火的法国士兵。他们身上有一种共性,那就是生命的美丽被对于死亡的恐惧所纠缠,并且很显然,他们都希望摆脱这种恐惧感。士兵马上就要乘坐8点的火车离开法国前往战地了,他抚慰着女孩的心,鼓舞她面对生命的真实,并且允诺陪她去查看检查结果。显然,他有些爱上她了。一个也许不久将死在战争中的士兵和一位也许不久将死在病床上的美人,男和女,爱或者死。
这部电影其实只有一个半小时左右,可是名称却叫做《CLEO的5点到7点》。电影本身具有很强的实验性,采用的叙事结构具有极强的西方传统舞台戏剧特点——把整部电影按照情节的线性发展分为十几“章节”,每一章节都有一个不同的主角,比如电影开头的三分钟为第一章——Cleo找厄玛夫人算命,这一章就像戏剧里面的报白——一个人把将要发生的故事情节大体叙述一遍——厄玛夫人大体预测了Cleo接下来将要遇到的人和事。只不过塔罗牌不能展示所有的秘密,厄玛夫人的预测有对也有错。命运是个很奇怪的东西,Cleo的美丽在死亡面前一点力量也没有,她的疾病和无数生活在战火中的人相比,不具有任何的震撼力,即便死亡是和美丽的脸、动听的歌喉联系在一起。导演并不刻意批评这个过分关注自己美丽的女人,她同情她,我也同情她,可是生命本身没有贵贱之分,因此一个人脸庞的魅力或者丑陋和他生命的价值没有任何关系,这就是为什么雨果会把最美的女人和最丑的男人放在一起的原因。
故事发展到后来,Cleo到底有没有得病会不会死,士兵到底会不会走向战场,他们的爱情能不能继续,这些疑问对于电影所要传达的理念来说,已经显得无足轻重了。 2/22/2006 4子安宣邦就竹内好研究与中国学者的座谈纪实(节选)被刊载在最近一期的《读书》上。在这篇有些老生常谈的纪实里,最令我感兴趣的不是学者们在竹内好研究、日中关系或日美关系上的讨论,而是子安宣邦的开场白。他说,“我是一个拿退休金的老头,和所有公共机构没有任何关系,从退休以后就有一个自我意识,想做一个普通的市民。……拿退休金以后,我才意识到,作为一个普通的市民来思考亚洲问题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这段话有两个很有意思的地方,一是在中日文化交流的大背景下,子安宣邦刻意强调了自己“非官方”的“个人”身份,这一点说明政治史或思想史的研究不可避免的带有“非个人”色彩;二是在他看来,抛开所有学术训练来思考亚洲问题的可行性值得质疑,反过来说明了即便普通市民可能影响官方的外交政策,但他们无论如何不能主导这种政策,换言之,即外交的前途不能依靠不具备长远眼光的普通民众,从而肯定了民间交流的软弱无力。
关于前一点,伊多·奥伦在《美国的对手与美国政治学的形成》一书中,即详细讨论了作为个人的政治学家与他所投身的民主政治之间的暧昧关系。在他看来,“政治学是独立于它的民族血统和历史背景的客观科学”只是一种政治学家们众口一词的空话,无论是政治学还是政治学家,它们所依附的往往并不是民主政治体制而多是政权本身,政治学家标榜的“个人”研究往往反映了一个时期政权的实际需要,因此美国政治学家们所谓的“独立的政治学”只能是一种幻象。关于日本政治学,图书馆里有升味准之辅和信夫清三郎的《日本政治史》,差可一读,但有评论说学术水准有限(本人没读完过,基本都是读到倒幕,就懒得读下去了)。近来非常流行的是丸山真男的《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以及松本三之介的《日本国学政治思想的研究——近代日本思想史叙说》,这几个人都有不同程度的师承关系,是另一种学术谱系下的产品。
子安宣邦的后一点意思比前一观点更为有趣,因为这和中国政府一贯主张的通过中日民间往来改善中日关系的诉求唱了反调。事实上他是正确的。因为我们都知道,从毛泽东时代开始,中日邦交就始终处在一种不冷不热的状态下,到了今天,这种状态没有因为民间的往来而改善多少,却反倒显得更糟。我们不能期望漫布在网络时代下的普遍的仇日情绪会因为几次日本学者或商团的访华而得到化解。事实上,中国人讨厌日本人,日本人也厌恶中国人,这一点可以从任何一次普通的涉及到两国国民的犯罪事件(无论是民事的还是刑事的)都能引起两国舆论的轩然大波上看出端倪(比如最近在日本发生的一起中国妇女杀害日本儿童案件、早年的日本旅游团集体买春案等),而无需进一步用“大话题”(参拜靖国神社、东海油气田、钓鱼岛问题)来求证。
子安宣邦认为,目前日本政治外交的困局主要与日本政治的“转型”有关。事实上,中日两国现在都在“转型”,中国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日本则是“非正常国家”向“正常国家”的转型。有趣的是,这两种转型都是单方面的、貌似独立的,因而也是问题重重的。中国的问题在于政治体制的改革跟不上经济体制的改革,政治脱离了经济基础这一现实产生的最直接后果是政府政治公信力的下降以及民众对政治自由的进一步需求得不到满足。日本的问题本质上不是历史的问题,而是现实的问题。日本作为经济强国和军事强国的现实与他卑下的国际政治地位不相称,但是日本这种“正常化”的诉求是在经济萧条之后出现的,因此有转移国内经济领域矛盾焦点的嫌疑,所以说中日社会转型所带来的问题其实有它们相似的地方。不过,现在在改善中日关系上充满了消极甚至绝望的情绪,美国人最近甚至宣称,中日战争的可能性已经超过了中台战争的可能性。
就像子安先生所说的,我在上述理解时不知不觉地站在了自己是一个中国人的角度,这自然注定了我也是以疑问始以疑问终的。但不管现实如何,都不能阻碍我喜欢日本电影的。哈! 2/21/2006 3今天中午十一点路过南京西路一间美容店时,看到一个像发好的馒头一样白胖的老外正在享受一位中国妇女的“美甲”服务。这让我这个保守主义者大吃一惊。美甲之对男人,就像腹肌和女人的关系一样,有点恶。当然,这明显是我的偏见之一,偏见归偏见,但我总觉得这个世界之所以这么混乱,原因之一就是本属男人的事情,女人们都要插一脚进去;本属女人的事情,男人也有跃跃欲试的氛围。比如,拿最近的电影打比方,拳击本是男性运动,但女人也可以(《百万宝贝》);采矿本属男性职业,但女人也可以(《北方风云》);最近有报道说,一群老美开了家织毛衣俱乐部,大家边抽雪茄,边讨论织毛衣的心得,当然——只对男性开放;还比如,Lancome的美男系列广告和女式长靴在日本男性间的流行。男人的性感和女人的性感是全然不同的两回事,有时是不能逾越这之间的界线的,所以“中性”是个什么东西是很难定义的,它的美感(如果它存在的话)的来源也是非常含糊的。或者可以拿京剧来打比方——男人们感兴趣的是“扮女人”,女人们感兴趣的是“男人扮”,反过来可以用来解释李宇春。但其实,专注于厨房和毛衣的女性是会非常性感的,但拳击和采矿是无论如何也产生不了这种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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