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事情是铁定不能公之于博客的，比如闺中私语房中情事，像《聊斋》里欣欣然到处宣示自己刚接受性启蒙的书呆子太少了，所以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也不能不作不自然的来处理。比如人家批驳林黛玉或者似林样的美人“假孤高”时，便引用馕槽的猪八戒命名的“黄白之物”论，说，“林黛玉清高，她清高不也得蹲马桶吗？”这样的高论，鲁迅先生也评说过，他话的大意是，孔雀开屏何其美丽，但有的人却只盯住那丑陋的屁眼看。所以，天要下雨娘要嫁人，果然是一点办法也没。

要把一件看似清白的事情清清白白地说出来，这就是《上海宝贝》和《金瓶梅》的区别。自然肮脏的便自然的说出那肮脏，自然清白的便自然的说出那清白，清白而肮脏的述说，与肮脏却故作高尚的讲述都一样令人不可耐的反胃。所以全身涂满蜂蜜在北京的公厕里吸引苍蝇和吃孩子的尸体的“行为艺术”，就比如站街女要从良封诰命、土匪头子要归顺做义王，也如同一会儿吃人肉、一会儿剥人皮、一会儿归顺、一会儿反叛的张献忠，道理相通。总之，语言、文字、行为都不能做两面派，也做不来两面派。

这个两面派的意思不是骑墙，不是“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而是指身与心、肉和灵的分离。自在的吃着尸体的“艺术家”并不一定认为这味美和必须，他寻求极端，在空洞里面寻找哲学，或者把自己的行为上升到某种高度——野兽的高度。同样，在厕所里蹲守的爬满苍蝇的肉体，不能够诠释表达忍耐限度的伪命题，因为——可以肯定的是——它还不够极端，比它更极端的比如“凌迟”，为什么艺术家不去尝试？

真正的两面派分子是这样一副嘴脸：穿着Aubade内衣的圣洁修女，带着假发的皇室官员，禁欲主义者，女权主义者和共产党员。他们让我想起一边热情拥抱，一边从对方口袋里往外顺东西的“甜蜜的不义”。这样的两面派分子——在大的范围里——在表达（无论是语言、文字，还是行为）上充满的却并非分裂，而是博大喜人闹哄哄的和谐和一体。所以说连极端的两面派分子在表达上都做不成两面派，普通人如之奈何？

通常看来，我们愿意他人脸上的笑容只不过是掩饰其痛苦的面具，我们愿意认为富人们都是不快乐的，未来总会是美好的，真爱总离自己不远。但谁都清楚这是绝望的自欺欺人。亦即语言的决断其实背道而驰于心灵。“表达”的两面派是一种文字幻觉或者语言想象。极端虽然总是残酷和不仁的，但这确实是这个社会的真实。这真实就是这种幻觉和想象溃烂而出的原因。因此，万不能相信病人轻佻的语言,万不能相信权力者慈悲的笑和感叹的泪，万不能相信富翁们的慈善事业——剥削者的纪念碑，万不能相信信徒——无论他信什么，佛教也可，共产主义也可，拜金主义也可，爱情至上主义也可——的皈依与膜拜的嘴脸。我们最真实的样子深藏在善和恶都触摸不到的地方，比如要是一个饿极了的行为艺术家遇到另一个涂满蜂蜜的行为艺术家，那也许它就会浮现在脸上。